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进一步强调“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这表明国家对健康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社会共治”第一次出现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并与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相关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加之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共治与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相结合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能够有效调动全社会力量，将“防病”与“治病”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减少个体健康问题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而节约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缓解医保基金压力。
一、医防协同、医防融合以及社会共治的顶层设计之路
关于“医防协同”及“医防融合”的论述，顶层设计倡导已久。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四十四章“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重点指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专门指出“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基本传播”。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加强防治结合”，指出“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力”，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推动防治关口前移，加强早期筛查、早诊早治，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健康宣教，让公众掌握更多健康知识和技能，努力控制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和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
二、社会共治与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的辩证关系
社会共治是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的底层逻辑。社会共治强调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而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则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实施。只有在社会共治的框架下，各级政府、医疗机构、社区组织、企业和公众才能更好地协作，形成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此外，社会共治能够促使医疗与公共卫生部门更紧密地合作，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实施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措施，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协作能够推动医防协同、医防融合从政策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全面落实。同时，医防协同、医防融合为社会共治创造基础条件，医防协同、医防融合通过整合医疗与公共卫生资源，减少了疾病传播的风险，提升社会整体健康水平，这种健康保障能为社会共治创造良好的基础，使社会各界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健康环境下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实现健康服务的均等化和普及化，可以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参与度，健康的社会环境能够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共治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诸多利益相关方可能在社会共治的过程中会因资源分配问题产生冲突，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共卫生需求的广泛性有时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矛盾，这种张力可能会影响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的效果。此外，社会共治需要各方达成共识，但不同部门在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过程中的政策目标可能会存在差异，也容易产生政策实施中的协调难题。例如，公共卫生部门可能更关注预防措施的广泛覆盖，而医疗部门则可能更注重治疗效果，这种目标上的差异需要通过协商和协调来解决，否则可能导致政策实施不力。
社会共治与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相结合是因势利导下的最优选择，二者既表现为依赖与促进，也表现出矛盾与张力。这种辩证关系要求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保持对矛盾的敏感性，及时化解冲突，实现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
三、社会共治与医防融合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首先，构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立“平战转换”共治机制。一方面，要搭建统筹高效的敏捷协同网络，包括基层社区网络、部门联动网络、医教研防网络。“平时”行之有效的实战经验，可以作为长期机制固化。例如社区“三人小组”，由社区居委、派出所民警、社区卫生中心人员组成，对辖区居民开展入户健康走访和健康排查，将基层和街道的参与到传染病防治，有利于传染性基本的快速防治工作。又例如，吸纳疾控专家、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等专业力量的高效参与，保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应急响应阶段的敏捷行动。
其次，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推动健康服务模式转型升级。除了传染病防治，也要健全完善与慢性病全程综合防治服务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慢病的干预纳入健康管理工作。“快慢结合”，基层联动，全方位保障人民的公共卫生权益。逐步将健康服务链由医疗向预防、康复、护理、养老等上下游延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与个体或家庭签订健康管理服务协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落实好签约对象健康全程管理，更好地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行为指导、健康问题的早期社区干预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做好体检和健康问题的发现，初级院前急救，就诊的全程引导，日常健康随访等，将健康全程管起来，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再次，规划重大传染病监测体系，打通协同信息交流共享。为巩固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可先行探索以“块数据”为基础，抓住“智慧城市”建设契机，协调政府和社会各个单位部门，搭建数据共享通道，进一步建设城市大数据平台，并将其应用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重大传染病监测体系中。不仅如此，卫生健康系统应建设平战结合的智慧化公共卫生指挥平台，包括健康诊疗、传染病监测、慢性病管理、病媒等传播媒介监测、环境卫生检测、职业卫生检测、学校卫生检测、重点症状监测等数据，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调用智慧城市的数据，打通人员流动大数据系统，整合利用人口、电信、交通和公安等大数据，在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利用大数据可以建立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等各类人群的数量、状态、防控和治疗需求等数据库系统。
最后，扩充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加快公共卫生学科建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公共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城市韧性建设不可缺乏的重要部分。一方面要完善公共卫生人才政策，加强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配备，完善公共卫生人才引进、培养、聘用、评价和使用等激励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共卫生后辈队伍建设。全市高等医学院校加强公共卫生学院或预防医学系，探索培养本地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建立多学科的医疗卫生团队，为居民提供全面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
（作者：刘凤，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讲师）
